一段时间以来,建筑界出现了一些混乱而矛盾的现象。原本建筑“实用、经济、美观”的设计方针,在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建筑”面前也开始受到质疑。多元的设计观念和建筑设计方针如何统一,是关系到贯彻科学发展观,创建节约型社会,也是建筑事业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原则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价值观的混乱。价值观实际就是发展观的体现,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多元的社会结构会产生多元的价值取向,不仅建筑界,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一个价值观的混乱阶段。价值观的混乱造成标准的混乱,造成我们社会众多的建筑招标选择上无所适从。由于开发商片面追求利润和个别主管人员盲目追求“政绩”的介入,更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 

    新时期的建筑方针,应该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过去讲“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并不是指实用和经济就没有条件限制了,它们仍然是被某些东西所制约的。而这个制约条件就是我们13亿的人口、贫乏的资源、刚刚步入小康的经济和贫富状况悬殊的国情。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就是要求我们在当前的形势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推进经济发展,同样也使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也能更注重国情,健康发展。 

    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工程,可能多一些造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项目的立项、造价、运营方案都必须在公开透明、有监督的状态下进行。更不能搞一些脱离国情违反民意的超豪华工程,对一些重要工程则必须要有科学和理性的方针指导。 

    国外一些动用纳税人资金的公共项目,其审批均十分理性,在方案选择上也比较注意节俭。悉尼歌剧院的建造经历了六届政府,也是倍受争议和批评所致。而一些商业性项目的不计成本则必须和公益性项目明确分开,像西班牙古根汉姆博物馆则属于不计成本的私人投资。基金会可为之,但不能认为纳税人的钱也可这样大方。 

    中国的建筑师在一些大项目上也是很有能力的。在越南一个体育场的竞标中,最后只剩下中国上海和德国两个方案。当时政治情况对中方很是不利,但是中国的方案从造价、工期等方面均有优势,在越南政府参观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上海8万人体育场后,越南政府选择了中国方案。可见,国内的实践就是我们走出国门的资本。 

    一个特殊建筑形象的出现应该首先是功能要求的结果。比如北京首都机场有一个能同时检修四架波音飞机的机库,因条件所限中央不能出现柱子,所以由此而在技术和表现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而现在的很多标志性建筑,其夸大的形象并不是其功能所必需,而是为了形式而形式、为了表现而表现,超出了国家可以承受的范围。 

    我们的建筑要和国际接轨,要有各国同行的评价,不同的价值观、美学观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如最近纽约《商业周刊》评出了中国十大建筑奇迹,如果因此而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就大可不必,因为个别的超豪华工程最终还是要接受国情的考验,还需要时间去检验,如果全国各地都像那些个别工程一样去创造“奇迹”,恐怕将是中国的灾难。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来进行建筑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