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学校建筑设计：理论问题与实践挑战

   学校建筑研究具有跨学科领域的特点，广泛涉及建筑学、教育学、心理学、环境行为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生理学、卫生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但是当前的大部分学校建筑研究仅局限于建筑学视角。显然，仅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学校建筑研究当然会缺乏说服力，也难以支撑科学系统的学校建筑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若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新建、重建、改建或已建的学校建筑进行仔细地分析与研究，将不难发现这些学校建筑存在着众多问题亟待建筑规划与设计者、政府主管人员、教育学者、学校管理者与师生、家长、社区成员等去重新检视、商榷、权衡与整改。事实上这些亟待关注的问题，它所牵涉的绝不仅仅是教育经费的投入多少问题，而是对于同等金额的经费投入，学校建筑如何能够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引下最大限度地促进师生的个体发展，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卓越体现能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学校文化，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校物质环境与国家教育目标之间的和谐一致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国外学术界已对学校建筑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校建筑研究，不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建筑实践，与国外的学校建筑研究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了解域外学校建筑研究的进展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学校建筑研究的发展现况与不足。

一、国际视野下的学校建筑研究

   通观世界上学校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没有特定形象的学校建筑，具有明显特征的学校建筑和不像‘学校’的学校建筑”等三个阶段，而目前国际上的主流发展趋势已经进人了“不像‘学校’的学校建筑阶段”，这一阶段又称为“新型学校建筑”阶段。这些新型的学校建筑一般呈现以下特征：（1）多功能开放空间取代由长外廊联接普通教室的封闭型空间形式；（2）学校由满足“教育”实施为主空间向以满足“学习”为主的空间环境转变；（3）学校空间环境的生活化、人情化；（4）重视室内外环境及空间气氛对学生身心健康及情操形成的影响作用；（5）造型、色彩及空间形式的多样化；（6）学校向社会及社区开放和融合。^[2]

   而对学校建筑的研究，在国际社会早已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研究领域。相关国际教育组织和各国政府在对学校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上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推动学校建筑的发展。我们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英日等国在学校建筑研究和实践发展状况，可一窥国际学校建筑的历史演进情况。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已关注学校建筑研究

   学校建筑研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已成为国际教育局（1946年被合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部分）的重点关照对象并付诸于行动。1936年国际教育局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届国际公共教育大会上，便已向各国教育部建议要为学校建筑立法。会议认为学校除了让学生学习书本知识之外，在学校建筑方面应有利于“学生观察周围的环境并进行各种自然活动”，^[3]大会同时向各国教育部提出了有关学校建筑方面的11条建议，即：

  (1)在设计学校建筑的过程中，虽然应适当重视结构需要和卫生需要，但应首先考虑到教育的利益，应认真考虑到学校和教师的意见。

  (2)基础学校应尽可能不建在城镇的中心，除非建筑地点可留出大面积的较为宽敞的操场，并能够使儿童玩耍的场所设计得当。

  (3)学校建筑的规划（教室的朝向和面积、走廊过道、通风、照明和取暖设备）应根据当地条件及学校与环境相统一的要求而定，但应当首先考虑卫生保健之需。

  (4)教室的面积、课桌设施的类型和摆放以及其它设施等均应考虑到“活动”学校的特殊需要。

  (5)应提供图书馆和使用留声机、学校无线电、幻灯片、电影等所需的设备。

  ( 6)学校应建有花园和示范场地，并配有露天教室所需的空间。

  (7)学校应有单独的艺术室、手工教室以及女孩用的家政课（特别是缝纫、烹饪、洗衣）专用教室

  (8)为促进儿童身体在适宜环境中健康发展，学校都应有休息室或餐饮室，配有必要设施和材料的医务室、操场、体育房、浴盆、浴室和沐浴处。

  (9)学校校舍应考虑到校内外活动的需要而进行装备（如阅览室、幻灯片放映厅、会议厅），较为贫困的学校应能使同一件房间供各种活动使用。

  (10)不仅城市学校，而且各种农村学校均应尽可能备有各种迫切需要之物，国家在必要时应向农村的地方当局提供援助。

  (11)新校舍的建筑方案应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公共事业工作的一部分。^[4]

不难发现，国际教育局上述对学校建筑的相关建议，除一般性的要求外，尤为注重从学校教育的内在要求、师生需求的角度考虑学校建筑，关注师生卫生健康、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等问题。这些建议即便对今日学校建筑而言，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国际教育局富有远见地为此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建筑发展提供了指南。

  195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进一步以“校舍的扩建”为主题，从学校建筑的需求调查、行政措施、财政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紧急措施、国际合作等六个维度，向各国教育部就如何全面了解本国的学校建筑现状与问题、改善学校建筑的措施与手段、如何寻求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引性和发展性建议。

   进入60年代以后，教科文组织为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学校建筑研究与发展，专门在该组织下设立了一个有关学校建筑研究的分支机构，并在全球三大区域分设了区域性的学校建筑研究所，即亚洲区域学校建筑研究所(ARISBR)、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学校建筑所（CONESCAL）、非洲区域学校建筑研究所（REBIA）。这些研究机构依据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建筑空间标准、本地材料与技术的使用、安全性、社区参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组织召开了多届地区性或国际性的学校建筑研讨会，筹备建立了学校建筑文献中心并出版了大量学校建筑方面的建造技术资料，同时为各国培训了一批学校建筑方面的政府官员，它们为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世界各区域学校建筑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 美英日的学校建筑研究

  1. 研究起步

  放眼全球，国外最早开始进行学校建筑方面的研究当首推英国。该国的伦敦教育董事会于1871年9月任命罗伯森（Edward Robert Robson, 1835–1917)为该会的学校建筑师与视察员，这一使命使罗伯森在后来的数十年里（1872–1889）考察与走访了众多国家的学校建筑，并依据英国的实际状况，富于独创性地设计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寄宿”式学校建筑造型。为更好地分析、整理和总结自己在学校建筑研究方面的实践与理论心得，罗伯森于1874年出版了《学校建筑学》（School Architecture）专著，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早的学校建筑学著作。全书共计十八章及三份附录，较为系统与完整地阐述了他在学校建筑方面的研究心得，内容充实、图文并茂，极具学术价值。^[5]自此以后，学校建筑研究开始引起西欧国家的普遍关注，并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

    2. 研究之进展

   当前对学校建筑研究最为普及最为发达的国家则要首推美国。一是在专业研究机构层面上，美国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该国首个学校建筑专业研究机构——“全美校舍建筑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Schoolhouse Construction）。虽然美国在首个专业研究机构的成立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近一个世纪以来，该国的专业研究组织发展迅速，已形成几乎每一个州均有自己的学校建筑专业研究机构的格局。一部分研究机构在研究实力与组织规模上相当强大，以首个专业研究机构“全美校舍建筑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于1965年更名为“国际教育设施规划者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CEFPI），它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校建筑研究组织，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美各州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i]作为一个将“通过规划、设计、建设、配置与维修等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为唯一使命的专业研究机构，它自成立之日起到2007年止，已召开了各类专业性学校建筑学术年会84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本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校建筑研究发展。^[6] 二是在政策引导层面上，美国自1990年代起，发起了一项以政策为主导，教育改革为方向，新型学校建筑规划为内容，使学生的学习环境适应教育改革要求为目标的学校建筑规划运动。在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之后，学校建筑规划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进入2000年后，该项运动开始进入测评和完善阶段，各级政府的政策相应地向测评和完善倾斜。^[7]三是在实践层面上，自1983年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提出《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以来，美国新建、增建和改建学校建筑的经费投入呈明显增长之势，由1983年的4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8亿美元，尤其是2000年后，常年的基本建设费用维持在200亿美元以上，其中约60%的费用用于新建的学校建筑。^[8]

   作为最早关注学校建筑研究的国度，英国自新千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对学校建筑的研究和投入力度。2003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正式实施题为“为未来建设学校计划”（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BSF）的基于学校建筑的新教育措施，使之成为布莱尔政府的执政重点之一。该计划试图通过地方政府、社区、私营部门、家长、学校教员等共同合作努力的方式，旨在未来10-15年内实现重建或新建全部英格兰地区的中学学校建筑，实现改变各地区的学校建筑和各校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目标，以使全部中学生在适合21世纪的学习环境中学习，继而带动英国教育的革新和转型。^[9]在政府这一计划的带动下，英国的学校建筑发展出现了喜人的变化，一方面学校建筑经费投入呈现大幅度的增长，从1996-1997年度的7亿英镑，增长到2005-2006年度的51亿英镑；另一方面，该计划促进了各级地方教育机构的学校建筑研究，即如何革新和重新设计学校建筑，以使教育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日本的学校建筑研究与实践也非常值得关注。一是在政策和研究推动层面，日本在文部科学省下专设“教育设施政策”部，旨在对各级各类的学校设施配备、安全防灾等方面提供指导。自80年代以来，该部每年资助进行数项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建筑调查与研究，并出版相关研究报告，[ii]以2006年为例，该年度出版的有关学校建筑方面的研究报告达6份之多。除了调查报告外，该部还依据社会时代的发展状况，颁布相关方针或基准以积极引导中小学校的学校设施配置和发展，如2003年该部重新修订颁布了两份针对中小学的《学校设施装备方针》和《推进学校设施耐震方针》，2004年则颁布了《学校设施的无障碍方针》。二是在学校建筑的实践层面，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学校建筑出现了多方面的变化，在“质”和“量”两方面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如为满足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要求，开辟了新型教育空间，从而使教学与开放空间连在一起，从而形成具有一定伸缩性的场所和能够提供多彩生活的园地。日本的学校建筑在架构高效能学习空间、信息化、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向社区开放并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学校建筑的规划与设计。^[10]概而言之，当代日本的学校建筑表现了如下四方面的核心理念，即教学空间的灵活设计、交流场所的人本设计、生活场所的温馨设计、生态学校与可持续设计。 ^[11]

二、我国学校建筑研究的现存理论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教育的日益重视使我国大力加大了对中小学校建筑的投资力度，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中小学基本建设年投资金额已由1990年的46.9亿元增加至2005年的635.6亿元^[12]，增加了近14倍，全国各地呈现一片学校新建、重建或改建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繁荣现象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学校建筑理论研究并未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鲜有研究者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学校建筑开展系统的研究，这一状况一方面导致我国的学校建筑理论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难以满足我国学校建筑实践的发展需要，[iii]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我国现有看似繁荣的学校建筑实践，事实上背后隐蔽着众多问题或缺陷。当前我国学校建筑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我国学校建筑理论研究的学术断代

   我国的学校建筑研究起步并未太晚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并曾两度达至学校建筑研究的鼎盛时期，然而由于战争、时局变化等原因，学校建筑的理论研究断断续续，并未形成一延承发展之体系。早在民国初年，我国便已开始关注学校建筑问题，如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编辑出版了《小学校舍建筑法》一书，全书62页，从校舍地点的选择、设计、改造与修理等四个方面，较为详细、全面的规定了小学校舍的建筑原则、要点等。^[13]我国的第一次学校建筑研究学术繁荣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为配合国民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需，在该时期内出版了大量的学校建筑研究著作，如毕卓君《学校园林》（1930），王复旦《运动场建筑法》(1931),金鼎一《乡村小学实际问题》(1933，1934[iv]),李清悚《学校之建筑与设备》(1933，1934，1937),杜佐周《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1930，1933，1935，1938),苏顽夫《幼稚园的设备》(1935),邰爽秋《校舍建筑及效率测量》(1935),陆静山、陈露薇、陶行知等《新小学布置法》（1935），赵福来《图书馆建筑与设备》（1935），丘冶新《小学建筑与设备》（1936），姚维钧《小学行政》（1936）等，以及一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校建筑研究方面的编译或译著，如金殿勋《学校设备用品述要》（1920，1923，1928），李清悚《校舍建筑法》（1930），唐现之《美国乡村小学标准》（1932）等。我国的第二次学校建筑研究的学术繁荣发生在1950年代，伴随战争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国内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得到了积极地开展，于是“学校之修建，逐渐走上重要地位”。^[14]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了相当多的学校建筑著作，如唐英《学校建筑》（1952，1955年修订本），刘子亚《图书馆设备与用品图说》（1955）等，或相关之译著，如阿列申等《学校建筑》（1955），乔德茂《学校建筑》（1956），爱斯特罗夫《学校建筑物设计经济问题》（1956），查尔德莫夫《大量修建的学校和儿童机构》（1956），贝可夫、库拉克等《关于大量建造的文教房屋的建筑问题》（1956），索柯洛娃《国外学校建筑实践》（1958），普拉托诺夫《列宁格勒的学校建筑》（1959）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译著无一例外全部译自苏联。

   上述两个时期学校建筑研究的学术繁荣，对推动当时我国学校建筑研究与实践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可惜的是，我国在上述两个时期的学校建筑研究盛况，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继承与发展，并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归于沉寂，使得我国的学校建筑研究出现严重的学术断代现象。这一现象也同时反映出如下事实：一个时期的学校建筑研究，其兴盛、衰寂与该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息息相关。一旦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必然表现出对教育的极大关注与投入，引发新学校建设的大高潮，而这恰恰需要在学校建筑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以为新学校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这一规律对当前我国的学校建筑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二）专业研究机构缺乏，理论基础有待夯实

   从国际学校建筑研究发展历程看，学校建筑专业研究机构的成立对于繁荣和发展学校建筑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如学校建筑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其学校建筑方面的专业研究机构多达数十个，我国的台湾地区也通过积极设立专业研究机构的方式推动学校建筑的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地区学校建筑的专业研究机构并不多见，仅有三个，分别是：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下属的教育建筑专业学术委员会、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的基本建设分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基建专业委员会下属的教育建筑分会等。其中最为活跃的教育建筑专业学术委员会附设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之下，由于该研究机构的会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建筑师队伍，因此这一人员结构很难说它能充分代表来自教育学界的理论关怀，有时反而会出现设计指导思想落后于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情况。如《建筑学报》针对“1999年第二届全国优秀教育建筑设计”征集评选活动的述评文章中指出，“教育建筑的功能，首先应满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与学、各种活动、师生间及学生间的相互交流、师生生活、社会终身教育等的物质需要”，^[15] 这样的学校建筑指导思想与我国当前的教育学理论共识之上存在着一定的偏颇，显然无益于建筑实践的创新发展，凸现出研究者理论支撑的停滞不前。

(三)建筑学界对学校建筑的理论关照狭隘

   我国建筑学界对学校建筑的理论关照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专著、标准出版等方面的学术视野狭隘，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建筑学界出版了相当一部分学校建筑方面的学术著作：如王绍箕、张泽慧的《村镇中小学建设》（1987），张宗尧、赵秀兰主编之《托幼中小学校建筑设计手册》（1999），张宗尧、李志民主编之《中小学建设设计》（2000），刘期泽的《校舍建设50载》（2002）等，或一些以设计图配少量文字说明的形式呈现的学校建筑设计著作，如陈晋略主编的《教育建筑》（2002），刘红主编的《中国现代建筑集成·教育》（2005），或国外译著如韩国建筑世界株式会社编辑的《教育·福利空间》（2002），鲍威尔所著的《学校建筑：新一代校园》（2002），克罗斯比所著的《北美中小学建筑》（2004）等，以及一些由建筑学界专业人士主要负责审订完成的建设标准如《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划》（1987），《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1996），《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2002）等。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著作的作者与标准审订者，均是从建筑规划与设计的角度展开对中小学校建筑的探讨的。也就是说，这一方式的不足是建筑学学科视野的限制使得此类研究者与标准审订者难以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学校建筑开展研究，其中原因或许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部分的原因是必然受到观察者个人的背景和条件的限制”。^[16]

   二是从学术研讨会的角度，近年来分别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教育建筑研讨会，首届全国教育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3月在福州市召开，至此以后有关学校建筑的研讨会成为建筑领域的热门主题，如“高等学校图书馆建筑”（昆明,1997），“高等学校校园规划与设计”（海口,2001），“高等学校及中小学校校园规划与设计”（西安,2002）“高等学校改革与新校园建设”（合肥,2003）“教育建筑的回顾与展望”（杭州，2003）“海峡两岸图书馆建筑”（北京，2003）“高速发展中的校园规划与设计问题”（广州，2004）“中学校园规划与设计”（福州，2004）“教育建筑的可持续设计”（大连，2006）“图书馆建筑与空间设计”（上海，2007）等。这些专题学术会议的举办，对于总结学校建筑的创作经验，推进学校建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与实践意义。但应当指出的是，从研讨会发起人员和参与人员，及与会人员所提交的学术论文看，来自建筑学界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来自教育学界的“声音”几乎难觅踪迹。